2013年入选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中，有一部让人纠结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说纠结，不是因为写得质量不好，而是非常好，以至引得著名作家莫言作序。让人纠结的在于作者本人。

　　小说名为《太阳升起》，作者是廖东明，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他在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书中，显示了自己对“激情燃烧岁月”的感怀。莫言认为“读着他的故事，就仿佛读着我自己的故事”。

　　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赏识，无疑是作品质量过硬的力证。若按古语“文如其人”的说法，这么一部正能量十足的作品，其作者亦属超凡脱俗、怀瑾握瑜之辈。然两月前曝出廖东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面是慷慨激昂、激情澎湃之呼号，另一面却大搞上下其手、尔虞我诈之事。小说内容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人格的阴暗，这一吊诡的情形着实让正在拜读其大作的读者感觉被幽了一默。估计以后再有读者看其书时，不是抱着看自传体小说的心态，而是纯粹看娱乐作品了，并且加上一句评语：本书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不仅在当地政界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更是在文艺界闯出了名堂。其策划指导的《知青》《闯关东》《老农民》，一度收获了颇为不俗的收视率。他更是为《知青》《闯关东》的主题曲直接作了词，通过极力突出民族英雄主义，显示自己是一个有信仰、懂奉献的人。

　　但也是这样一个自诩对党忠诚，“有谁对党不敬，我会同他拼命”的“才子”官员，同样最终现了形。据调查，王敏收受的贿赂价值两千余万元。不少看过《知青》等电视剧的人都惊呼：“怎么可能？腐败分子怎么能创作出这么真善美的作品来？”

　　言下之意，这么优秀的文艺作品体现的应该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一个言不由衷、“为文造情”的虚伪之人是不会有真情流露的。若是单纯为了创作而“为文造情”，因为“情”不是发自内心的流露，作品也会因为“假大空”而被读者拒之千里。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说的是观其作品，而知其品行。刘勰《文心雕龙》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思想充实，语言就有文采；真诚，文字就巧妙。真情真话乃是作文之第一要义。清代叶燮有言：“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也是说文风折射着人的品性和政风。

　　但偏偏有的人内在品行与外在表现是分裂的，笔下的形象与自己的言行，严重地错位。王敏、廖东明之流创作出高山仰止的作品，其人品却与作品南辕北辙，有着云泥之别。这一“冰炭同炉”的悖象着实令人挠头。

　　不得不说，区别于单纯的走兽，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的复杂在于既有高大亮丽的一面，也有卑陋的一面；既有见孺子入井援之以手的善，也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恶。而这两方面都能以真实情感存于同一人之身。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当没有利益的诱惑时，看到真善美的事物，内心善的一面会被触动；而一旦面临“义”与“利”的选择时，内心恶的一面又往往打败善的一面。这种现象即“我敬佩，但我不做”。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在看红色影片时激动难抑地流泪，我相信确是他向善一面的真情流露；但他“当时的感动是真的，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王敏可以被英雄人物感动，但是却不会学习他们。流泪时的向善与收受贿赂时的向恶都作为真实情感，存在于王敏的心里。简单的向善心理敌不过“利”字当头。所以说，只有真正在利益面前才能看清一个人的善与恶。

　　这种两面性，说白了，就是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为公共道德所认可的，“为恶而畏人知”。于是，一些人把自身恶的一面过滤掉或隐藏起来，展现给世人的是美善的一面。具体操作手法便是台前一套背后一套，甚至通过展示艺术文采来捞取作秀的资本，遮掩其阴暗面，迷惑大多数人，从而缔造虚假的“高尚人格”，给自己形成荣誉保持伞。一方面，如廖东明、王敏之流遵循生活真实法则，在现实中展现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审时度势，懂得文章是与道德并存的，会与时俱进地传播后世并接受时间检阅与读者评价。他们将自己的贪婪、卑劣掩盖在家里，带出门的文章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一面，给外界以假象。之所以出现“文”与“人品”相悖的“两面人现象”，原因就是“文”体现的是“艺术人格”而非“生活人格”，折射的是“创作个性”而非“生活个性”。

　　故此，对文非其人、字非其人便不难理解了。文与人并没有必然的正向对应关系。许多人能写出一手光鲜亮丽的文字、抚掌击节的作品，但内心的阴暗是不容易从作品中读出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个人本质如何，自己最清楚，若他属于善于掩饰之流，则能蒙蔽相当一部分人的眼睛。无怪乎钱钟书感叹：“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深以为然。

　　清人昭梿《啸亭续录》揭示了此类人心态。书中王西庆圆滑贪婪、工于心计，但其“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有人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他得意地答道：“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王西庆在千古之业的“立言”中表现出与其本性截然相反的姿态，妄图用“道德文章”的“艺术人格”来骗取千百年后人们对其“生活人格”的赞赏。

　　因此，我们在考察一个人德行时，要多角度、全方位去体认，切忌盲人摸象般地窥一斑就认为见其全身。万不可被一些善于伪装之人偷换概念，将“生活人格”调包成“艺术人格”。须知，一个在“利”字面前作俘虏的人，哪怕“艺术人格”再高远，其“生活人格”也是低下的。若任由这类伪善之人大行其道，无疑是对政治生态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的巨大挑衅。《荀子》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诚哉斯言！

　　谈论艺术人格与生活人格，承认其各自的独立性，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期望的结果，还是要达到二者的统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我们为人的基本道德，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之所以有一些领导干部反其道而行之，正因为其丢失了信仰，忘记了党的宗旨。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症结在于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出了问题。”欲提升生活人格，使之与艺术人格相称，除了需要制度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之外，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自我修养，筑牢信仰之堤，重学、内省、慎独、力行，利字面前不昏头，使向善之心成为固化的自觉之举。如是，观其文而知其人、听其言而辨其行，有着裂变人格的官员自会绝迹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