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习骅所著的《中国历史的教训》，一口气读完，花了不到半天时间。掩卷遐思，三句话在脑海里不断盘桓。 第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第二句话，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第三句话，好的历史老师，既能传道授业解惑，还能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军机处的纪律、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赵匡胤与官二代、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御史的冤屈、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讲了24个“古今”的《中国历史的教训》，看起来在说故事，其实是在写时评。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叙，24个“古今”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又有贪官懒官巧官；既有守规矩识大体的普通党员，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古今”里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 窃以为，党员干部读《中国历史的教训》的最佳姿势，就是“对号入座”。如若不把自己摆进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那么，再好的历史老师也只能仰天长叹“对牛弹琴”了。 从“军机处的纪律”窥见了什么？ “军机处的纪律”一文，是《中国历史的教训》的开篇之作。 文中列举了雍正时期军机处的“三大纪律”：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三大纪律”，概括起来就是“勤、速、密”。对于违纪者，以“严猛治国”著称的雍正只有一种态度：严惩不贷！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不熟悉清史的人未必清楚，雍正的父皇康熙，虽然缔造了一个太平盛世，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有一个特点，他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都一清二楚。因此，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可见雍正王朝官风的清廉。 不过，令雍正万万想不到的是，军机处的纪律，在他的儿子乾隆手里就被破坏了。 晚年的乾隆皇帝雄心不再，只顾满足一己身心之欲而大兴土木，沉湎于荒淫奢华生活之中，对臣属奉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策，特别是对军机大臣和珅宠信有加、极力庇护。 正是在乾隆的包庇纵容之下，甭说是军机处的纪律，就连皇宫大内的规矩，在和珅面前都形同废纸。“军机处的纪律”一文写道，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禁区，如同在自家一样。和珅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只要发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在身居高位的18年间，和珅搞腐败的胆子越来越大，一步一步地蜕变成了清朝空前绝后的大贪官。贪墨成性的首席军机大臣“上梁不正”，各级大小官吏自然是“下梁歪”，致使官场中寡廉鲜耻横行，“仁义礼智信”渐远，此种风气愈演愈烈，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在“军机处的纪律”一文中，又用细节展现了嘉庆时期纲纪废弛、吏治败坏的影像——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嘉庆帝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活像闹市区。如果问他们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魔鬼与天使都在细节之中。对比乾嘉时期与雍正一朝“军机处的纪律”，真可谓“细节决定成败”。 由此，作者在“军机处的纪律”文尾发出感慨：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 “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对于纪律问题的强调。 翻阅党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纪律和规矩一路走来。 “纪律是党的生命”“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执纪”“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气概、秋风扫落叶的力度正风肃纪，全面围剿腐败现象和“四风”问题，一个节点一个节点、一个笼子一个笼子缩小权力越轨空间，对违纪违规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广大党员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对此，作者认为，“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透过苏联政治笑话反思干群关系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已过去20多年，但克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一幕，让许多人至今仍回不过神来。 从那一刻起，人们对这一20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毛泽东同志说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这句话，《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可谓心领神会、融会贯通。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列宁去世后，干部越过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会被人瞧不起。” “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确实，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数不清的促成因素，但内因永远是变化的根源。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 《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提到，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们没有邓小平！”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葬礼的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值得注意。 从1977年复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只有风清气正，共产党才有凝聚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 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 勿忘人民，史可为鉴 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却可能有“家天下”的错觉。当党政干部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从，官民严重对立”的官本位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就会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 “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十八大报告道出了走向复兴的关键。打铁还需自身硬，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宣示，将党的建设、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置于复兴大业悠悠万事的中心。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迅速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党的威望持续提高，党群关系空前紧密，改革巨舰一往无前，党的事业一片生机。 神州气象如此，戈尔巴乔夫或许又有感慨：“中国不仅有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