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这些论断内涵丰富、要求明确，强调对公款徇私、公权谋私、公仆偏私的“零容忍”态度，对于源头防腐、净化风气、规制权力具有重大意义。实践证明，公款加公权，本是公仆服务人民的手段，但也可能成为满足私心贪欲的工具。因此，领导干部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公私观”，以“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勤廉作为取信于民。
公款徇私“零容忍”，防止“小私”酿成大错
从一定程度上说，贪腐离不开公款，廉政必须加强财政监管。很多违纪违法的大问题都是从浪费公款的“小管涌”发端，直至“小私”遮蔽公心、酿成大错。严控公款消费，加强财政监管，对公款徇私“零容忍”，也是各国防治腐败的优先选项。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财税体制改革单列，与政府职能转变并提，已为“公款消费禁令”埋下伏笔。
公款姓公，不容贪占。从属性上说，所有公款都是公共财产，公职人员是受托人而非所有者。公款是公共财政的前端和出口，包括税收、国有资产收益、政府规费等全口径收入，以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为保障。一旦公款姓“私”，表明法治失效和民主空转，出现了“政府失灵”。如执法人员以处罚权和应罚款交易寻租，造成贪腐叠加公款流失。再如一些人把职务消费视为“私房钱”，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目的变了，性质也变了。严禁公职人员把公款变成“私货”，需加强预算控制和审计监督，从源头上预防贪污、截留、挪用等问题发生。
公款姓公，不可滥用。从使用上说，既是公款，即非私财；既用公款，必因公务。滥用公款是特权的表现：一是显性浪费，如楼堂馆所、超标豪车等，久受诟病。可喜的是，随着公款月饼、公款贺年卡等禁令频出，“公款浪费，民心损伤”得以改观，显示出“治贪先治奢”的价值；二是深度透支，如有的“一把手”实质掌控项目审批、资金签批等“高含金量”权力，认为公款“不装兜里，不算腐败”，不计成本大搞“拆房、造城”等政绩工程，引致怨声载道。殊不知，“公款没花出效益”就是天大的失职，“用公款没收获民心”是更大的失败。
公款为公，不得自肥。从目标上说，公款不但产权归公、立项因公，而且其使用效果必须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本质上讲，公款是“民财”而非“官产”，古人因此说“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如果说奢侈浪费还主要是违纪，那么，徇私自肥往往涉嫌犯罪。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共财产“看门人”监守自盗，成为“硕鼠”、“蚁贪”，是常见的腐败现象。如少数国企所出现的贪腐利益网络，暴露出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之积弊。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公款花费“分厘必较”，正是要求针对公款徇私现象，实施最严格的财经纪律、财务制度和财政监管，让公职人员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公权谋私“零容忍”，坚决保持治理高压
公权本是国之公器，一旦用于谋私，就如快刀落人匪手，成了剪径劫财之利刃。因此，必须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监督。要严格组织管理、严明组织纪律，确保领导干部按照组织要求为人民服务，所握公权“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阳光行权，强化立体监督。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释放出一系列改革党内监督的强烈信号。如将自上而下的巡视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网络监督有机结合，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切实加强上位监督；实行派驻机构和巡视机构“全覆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并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等，形成横到边、纵到底、事到人、责到位的立体监督格局。对于以权谋私的行为，要坚持有信必办、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零容忍”态度及时发现并坚决查处，切实加大问责力度。
依法治权，打造制度铁笼。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序良俗的治理方式，也是规制公共权力的治本之道。首先，要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声张公义、弘扬公道，让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其次，要强化实质性法治，通过“立良法”和“必行法”来治国理政。党的十八大后，依法反腐不断“提速”：一方面，公布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促进从严治党和依法执政；从惩防体系五年规划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不断凝聚反腐制度“助力”。另一方面，对刘志军、薄熙来等依法公审，对政法系统害群之马从严查办，显示反腐决心和司法公信。一手抓科学立法，一手抓严格执法，两手抓、两手硬，使治权牢笼越来越坚固。
谨慎用权，严明组织纪律。严明组织纪律，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党员干部应严格教育，加强组织管理，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现象。领导干部应增强党性，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常怀敬畏和戒惧之心，遵守组织制度，切实按照党章规定，做到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些年所查办的大要案中，“能干能贪”者不乏其人。这些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专断擅权，离组织越来越远、离私心越来越近，成为纪律之外的“特殊党员”，是滑向贪腐泥沼的共性特征和危险信号。反之，“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领导干部始终保持“为公能干”之心，高度警惕“谋私能贪”之欲，强化组织原则、规则意识、程序观念，时刻心存敬畏而非心存侥幸，才能增强用权慎之又慎、自律紧而又紧的“定力”。同时，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制度、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规规矩矩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公仆偏私“零容忍”，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闲。”“公、私”观念是人类价值谱系重要坐标，具有影响风气变化的强大动力。要求公仆树立和践行正确“公私观”，德为师表、行为世范，既是廉政文化建设和政治生态改造的重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落实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应着力把握以下重点：
建构新公共伦理。《礼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私问题是传统文化核心范式，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梁启超曾指出，近代中国积弱是因新伦理缺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进”。在现代社会，应推动“私德主导”向“公德优先”转变，将“公、私”关系与“国、家”、“群、己”等关系对应，促使人们处理好私利与公益等关系。诚如古人所言：“凡立公，所以弃私也。”当前要对症施治，针对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加快建构新公共伦理，如推行“私事不能公办，公权不能私用”的职业道德，倡导“不花钱也能办事，不收钱也要办事”的行为准则等。要在全社会树立防范公私利益冲突的共识，既在高层次上培育“立公为公尚公”的良好道德风尚，又在底线层面对损公肥私等行为予以坚决纠正和惩处。
确立新作风标杆。很多干部作风问题，都是源于没有摆正公私关系。可以说，公仆意识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重要“钙质”。领导干部保持公仆意识和公德公心，用好公权公款，才能与作风蜕变“绝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整治“四风”取得明显成效。但作风建设没有完成时，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抓早抓小抓牢。从“三公”经费公开等实体事项到官员“话风”改变等软性内容，都是作风转变增长点。要用好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优势，坚持开门整风、上网执纪，及时查处穿上“隐身衣”收礼纳贿、“进会所”公款筵宴等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让群众感受到作风建设的成效。
倡导新交往关系。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难免存在各种利益交集，也存在不同利益偏好和价值取向。朱熹有云：“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司空见惯，社会人的“经济人”属性外显，现实利益和等价交换原则对人际交往的冲击不可小觑。当前，要抓住党内整风肃纪的有利契机，趁热打铁，乘势而上，不断带动党群干群关系回暖，不断“倒逼”社会交往关系好转，如改变公务招待中的庸俗习气，“礼尚往来，礼贿不分”的歪风邪气；鼓励政商两界相敬如宾，而不是勾肩搭背；既查办“收糖衣炮弹的”，也治理“发糖衣炮弹的”，加大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达到净化经商环境和从政环境的“双赢”效果。
总之，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公私观”，自觉担当公仆责任，把公款用于公益，让公权服务人民，久久为功，孜孜以求，推动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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