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中国约60万的行政村里有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开发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小村官、大腐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高立庄，北京西南四环的一个村。每天，南方进京的动车从这里呼啸而过。尽管没有支柱产业，但“生”在首都，土地就成了这个村最大的本钱。以“土”换“金”，城镇化飞速发展为村民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陈伟杰也因“村官”身份，成为了“土地爷”。身为村干部，在“金土”交易面前，他连连失守。

　　坐地生财，廉洁底线失守
当权力与土地利益结合在一起，它的含金量就会倍增。一旦廉洁底线失守，权力就会成为失控的恶魔，把人推向腐败的深渊。

　　陈伟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村原党总支委员，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9月1日，陈伟杰因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971年出生的陈伟杰是改革开放浪尖的一代。初中文化的他，也曾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由于政治素质过硬，再加上颇具经济头脑，陈伟杰很快被委以重任。高立庄村党总支委员、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36岁的陈伟杰走马上任。

　　刚上任的时候，陈伟杰也怀有一腔热情，理思路、谋发展。但伴随着土地资源市场价值的激增，陈伟杰权力的“含金量”也不断增加。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他发现，往日名不见经传的村民一夜之间得到了少辄几百万，多辄上千万、上亿元的补偿款。

　　牛车瓦房，豪车豪宅——巨大的反差让陈伟杰这个“土地爷”有了坐地生财的欲望。在“金土”交易的不断刺激之下，在满目豪奢的物质世界里，陈伟杰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偏移，拜金主义思想开始膨胀，私欲开始填补他的心灵空白。

　　出借村集体资金1.9个亿、帮助企业贷款11个亿，索贿240万元。“拿了这么多的钱，肯定跟帮过他们公司有关，整体上是对应的。”狱中的陈伟杰如此剖析自己。他认为，这些靠拆迁获利的“土豪”们是靠着自己才发财的，他理所当然该分一杯羹。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开豪车、住豪宅——为了实现自己的“土豪”梦，陈伟杰的廉洁底线逐渐瓦解，丧失了理想信念，彻底迷失了人生方向。短短7年间，他就利用职务便利，在旧村改造、征地拆迁等业务中，多次向孙某、刘某、潘某等人索取贿赂，共计人民币1625万余元。

　　“这就是资源性腐败——从村集体的土地、矿产和林业等资源中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说，“而且，越是涉案金额大的村官腐败，越是和资源关系密切。”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撰写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中，村干部贪腐问题最突出的共性便是与土地利益的关联性极强。

　　浙江省永嘉县新桥村原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在拆迁和安置房项目中，贪贿3000余万元；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涉嫌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当权力与土地利益结合在一起，它的含金量就会倍增。一旦廉洁底线失守，权力就会成为失控的恶魔，把人推向腐败的深渊。

　　“我家里的4个老人身体都不好，妻子没有工作，还要照顾3个孩子。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踏踏实实做人，绝不会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审判庭上，陈伟杰声泪俱下。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陈伟杰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只能在囹圄中反思自己的罪行，为他人敲响警醒的钟声。

　　恃权轻法，法治防线失守
法治意识淡薄，监管乏力，权力再小，也能变成腐败的恶魔。

　　据了解，高立庄村有三套班子：党总支委员会、村委会、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司。由于村党总支委员会成员包括了村委会和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领导，所以，党总支会议就能把主要的事情定下来。“村委会和高立庄投资管理公司很少开会了，拆迁的事情都是陈伟杰全权负责。”该村原党总支书记说。甚至在一次出借村集体1.9亿元资产的时候，陈伟杰也只需“跟党总支书记碰了下头，就同意了”。

　　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村级组织管理混乱，这不仅为权力失控提供了机会，更为腐败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身兼村党总支委员、村企董事长兼总经理两职，陈伟杰集党务、企业决策权于一身，职位不高，能量却很大。

　　“他的房子是违章建筑，按规定可以不补偿，但我还是给他补偿了。”在2008年的一次拆迁中，陈伟杰违规操作使企业主刘某获利。为此，他要了30万元好处费。一次拆迁，要30万；再一次拆迁，要100万……在“土”与“金”的交易间，陈伟杰手中的权力一次又一次失控。

　　法治意识淡薄，监管乏力，权力再小，也能变成腐败的恶魔。据调查，“村官”腐败案件频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官”法律意识的淡薄。“村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相关法律规定认识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识缺失。例如，长春市二道区岗子村原村委会主任张某，是公认的“老好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审批表、虚假协议、证明上签过字。提审问他：“你知道你的签字意味着什么吗？”他回答：“村民办事不容易，村支书让我签我就签了……要知道犯罪，我说什么也不签。”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以及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他村民自治法规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纪行为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可谓方方面面都有监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有学者将对村官的监管概括为“内部监督太软，外部监督太难。”村民自下而上的监督阻力重重。“法律规定，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但现在，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支振锋说。内部的监督，同样疲软乏力。记者梳理发现，在一些农村，党组织（党支部）、自治组织（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多由一套人马运作。“几块牌子，一套班子”导致有的“村官”身兼数职，集党务、村务和财权于一身。陈伟杰案就是一个典型。

　　权力失控的地方，总是腐败的重灾区。但法律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挑战法律者，必将受到严惩。如今，等待陈伟杰的是17年的囹圄之苦。

　　依法民主治村，挤压腐败行为活动空间
依法规范村级组织及其责任人的职权，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才能避免陈伟杰之流在监督的盲区，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继续吞噬民脂民膏。

　　海口市5名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占土地的职务便利，侵吞村民征地补偿款近1300万元；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坐地生财，涉嫌受贿5000多万元；北京市高立庄村陈伟杰受贿1625万余元……

　　近年来，“村官”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犯罪手段及犯罪形式亦趋多样化。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统计发现，“千万级村官”大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

　　蚊蝇之腐猛于虎。小官巨贪现象正成为破坏农村法治建设的一大罪魁祸首，其对社会公平正义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看，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支书则是各级党组织联系9亿农民的“神经末梢”。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人们或许难以置信，村干部并非手握国家权力的官员，却为何屡屡能够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除了村干部价值观偏移，直接催化贪腐行为外，“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是‘村官’腐败的重要原因。”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巡视员曹国英表示。

　　但现实的情况是，“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但不少地方没有遵照执行。”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少数村干部依旧大权独揽，不仅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甚至将权力转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被举报拥有20亿资产的村官周伟思为例，周伟思只是在旧村改造项目中游说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就得到了上千万的好处费。

被举报坐拥巨额资产的“村官”周伟思。

　　权力监管乏力，法律执行缺位，村级组织负责人又不自律，农村法治与“村官”廉洁怎能实现？！试想一下，如果村民自治的法律落实到位，“村官”们岂敢恃权轻法；如果权力监管能够及时跟上，“村官”腐败的局面何至于如此。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曹国英认为，村干部自身形象，特别是为民服务是否廉洁公正，直接决定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看法，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形象。因此，预防“村官”腐败，建设一支勤政、廉洁、高效的村干部队伍，对维护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要实行依法民主治村，挤压腐败行为活动空间。”曹国英强调，只有依法规范村级组织及其责任人的职权，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维护村民合法权利，才能避免陈伟杰之流在监督的盲区，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继续吞噬民脂民膏，破坏公平正义甚至社会稳定的根基。

　　同时，要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乡镇党委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大力支持纪委工作，对群众反映的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要认真核实，做到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对村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该处理的处理、该处分的处分、该法办的法办。对重大典型案件要及时通报，形成震慑，使村干部不敢贪、不敢腐。